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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本论解决了当时人们的困惑：孔夫子倡导的仁义礼智、圣贤理想等是否可能？既然命运由天安排，似乎成圣、成贤等都应该是上天安排好的，普通人是否有机会成为圣贤？孟子的方案非常坚决：每个人天生具有仁义之性，只要养性，便可以成为圣贤，这便是人皆可以为尧舜。
家是人之所从出之处，因此也规定了人之所是。中国哲学即在此种意义上理解人的存在，表现了一种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思想进路。
由此言之，人类存在所拥有的自然,并非某种作为抽象质料的一般性的自然。固执，是修为的工夫，其中，就包含了知、思的自觉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它同时又是一个向内不同层次的差异化过程，个体亦由此而获得实存性的奠基。§2 婴儿在襁褓中，人在自然中，即人在其自身中，表现为一种自身的同一性。故道常无名而见诸名言，既是一种敞开，亦是一种遮蔽。
§7 人因知思名言而能离开自己，又因此常背离其所是。《孟子》则说：诚者，天之道也。[25] 黄玉顺：《论儒学的现代性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6年第6期，第125–135页。
[86]《周易正义·系辞上传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78页。[①] 其实，此前的2月，杜先生即已发表了正式的论文《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》[②]。[52] 赵法生：《情理、心性和理性——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》，《道德与文明》2020年第1期，第40?6?346页。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，对进步对发展非常强调。
不过，这究竟是不是对现代人类宰制最大的方面？这是可以讨论的。徐凤林：《对道德理性的存在哲学反思》，《哲学动态》2013年第9期，第65?6?370页。
不论是面对自然界的客观状况，还是面对社会的客观状况，我们有时需要去顺应它，有时需要去改变它。[34] 杜维明：《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面对丧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8年8月8日。要让外物来适应自己的心灵，这个心灵本身首先应当是开放的心灵[⑨]。换言之，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：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。
笔者多次讲过，现代价值观虽然有一系列，但最根本的是个体性。当然，这是可以讨论的： （1）应当承认，杜先生所指出的物质主义现象确实是存在的。[31] 这里良知反思动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尚不清晰，但反思应当是来自杜先生所服膺的孟子之思[32]，所以应当是来自孟子所说的良知[33]。[46] 张梅：《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——访北京大学高等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9年3月27日。
笔者以为，在孔子的仁→礼思想中，克己复礼强调守礼一面。《事天还是僭天——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》，《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学·人文科学·社会科学）2021年第5期，第54?6?369页。
杜先生特别看重思孟学派，他明确地说：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，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开展出精神性的人文主义，使之能应对目前人类遭遇的伦理困境？这是个集体课题。他只是认为，不仅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应当取得平衡，而且精神优先于物质。
[⑧] 例如，如果人类社会正在由前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性社会，那么，我们就应当去适应这种客观趋势。例如，显而易见，现代人类具有对自由平等等价值的强烈追求，这些能否归结为物质追求？如果不能，究竟哪一个是最大的追求？ （2）现代人类的某些价值追求，例如对人权或权利的追求，其实很难简单地归为物质追求或精神追求，它们显然既是精神性的，也是物质性的。[42] 这是精神人文主义的系统结构性表述，很有意思：在内在与外在相对的语境下，内在精神被归结为己之仁，那么，群、地、天就是外在的。要克服这些不足，发挥人文精神的价值，使中国文化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，就需要发掘人的内在心灵世界，需要证成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仁的核心价值，并且贯通到个人修养与社会活动。[42] 杜维明：《为什么要学做人——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考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8月11日。这种工具理性，他有时简称为理性，例如：必须在理性之外，开拓出一个同情或慈悲的领域[47]。
杜先生认为人类不是某一种超越而外在的力量把它创造出来的，但又坚持人类的出现是有意义的，那么，人的意义就只能是自然界的演化所赋予的。杜先生本人就保持着一颗开放的心灵，他说：我们的心对外在世界有着无限反应的可能，它开放、多元、包容，从最遥远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，对我们的心量来说，都可以到达。
[67] 杜维明：《为什么要学做人——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考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8月11日。[59] 张梅：《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——访北京大学高等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9年3月27日。
[86] 这里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天生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即人成。以下凡引此文，不再注明。
[②] 杜维明：《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——从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解读出发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14年第2期，第4?6?310页。但事实上，在杜先生提到的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经典文献中，上帝正是一个宗教性的外在超越者。[55] 杜维明：《以良知理性重建价值》，《道德与文明》2016年第2期，第5?6?37页。本文是作者2022年8月15日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举办的儒家人文思想论坛的发言稿，原载《学术界》2023年第3期，第129-137页。
[22] 郭齐勇：《杜维明先生精神人文主义的新贡献》，《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：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》，陈来主编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3?6?310页。这些依然是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冲击所造成的偏差，形成了古今中西的对立与分裂。
[56] 杜维明：《什么是精神人文主义》，《南方周末》2014年12月25日。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。
谈到在理性之外开拓出情感领域的问题，杜先生举例说：亚当·斯密，不仅是《国富论》的作者，也是《道德情操论》的作者，他就认为人最珍贵的不是理性思维，而是同情。（1）应当注意，杜先生所强调的是修身，即首先改变自身。
[63] 杜先生肯定地说：孔子对人的精神的全面反思，后面有一个超越的天的理念。[29] 海德格尔：《面向思的事情》，陈小文、孙周兴译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，第76页。其实，笔者觉得杜先生的这样一个说法，更接近原典儒学的超越观念：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。关于科学或理性究竟属于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范畴，杜先生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，有时归于外在，有时归于内在。
[25] 杜先生强调个体性，这是现代性意识的鲜明体现，同时也是儒家以身为本的传统。路红芳：《康德对启蒙主义的前提批判——论康德道德理性的自由观》，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5年第11期，第1?6?35页。
二、关于物质主义或外在人文主义 杜先生所批评的第一种人文主义是外在的人文主义，即物质主义。[17] 显然，在杜先生看来，中国儒家的精神文化能够解决物质主义带来的问题。
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，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，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。不仅如此，他认为儒学与自由、民主、科学存在配合的可能，所以很关注科学民主，当然也包括自由、人权、法制、个人的尊严这些基本精神，这些精神怎么能够成为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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